以清光绪年间一位资深知县为例：没靠山升官有(2)

这些事发生在前一年即光绪三年间。这高振宛何许人也？他是河南南阳府邓州人，1813年出生，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那年和胞兄高振洛同时中进士，和曾国藩是同年，且都是名列三甲。曾国藩比他运气好，考取了翰林院庶吉士，为官十年就做到了侍郎，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，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，封侯，晋大学士，死赠太傅，谥文正，位极人臣。而高振宛从分发浙江初授嘉兴府桐乡县知县开始，后调任山西神池、荣河知县。到免官那年，通籍四十年，才是个知府，他的年兄曾文正公已经故去六年了。

不知是高真的被诬告还是曾国荃看在其兄同年的份上，对高振宛被参案的调查以类似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的结论向朝廷禀报。对铁商索贿的事情不存在，因王姓商人未带执照来潞安买官铁被查获，高知府恐怕有假冒，传案审讯，该商人顶撞，予以戒饬，并令照章纳税完事；高有两个儿子，长子高寅生一直在京读书，上一科考中进士分部行走，后请假回潞安省亲病故，小儿子年幼，都不可能在当地纳贿。高寅生确实在当地买过一位使女，是不是做妾，没法查。

我还查了几位载光绪二年恩科中进士的赵景琛三甲或二甲同年，其升迁速度差不多，甚至还不如赵景琛。如浙江富阳籍的朱彭年，1837年出生。中进士后分发江西，历任兴国、新淦、贵溪知县，两任乡试同考官。在任内审问讼案，清理田赋、皆能洞察民隐，认真负责。可这样一位进士出身且敬业的好官，1896年病逝于南昌，到死还是个知县。

赵景琛另一位同年尹锡纶（其孙尹仲容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后，很有成就，被誉为“台湾工业化之父”），乃二甲进士。他是我的乡前辈，湖南邵阳县太平一都（今属邵东流光岭）人。中进士后留在户部任主事，后外放署广西镇安府知府。没能真除，考察的评价是“识暗才疏，难资表率，着以同知降补”。一个从朝廷空降过来的代理市长，最终不但没能去掉“代”字，反而降到副市长。他哪还能呆下去？于是辞职回邵阳，主讲濂溪书院，1892年去世。

在那个时候，没有强硬靠山的子弟即使是进士，在仕途升迁亦是那般艰难。我以为原因大约有这个几个方面。一是到了光绪朝，中国有4亿多人了，但仍然是个科技和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大国，所有的精英除了做官，没有别的出路。而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国又提供不了那么多公共职位。以赵景琛供职的湖南为例，全省知府、道员的职位就那么多，知县要跃上知府的台阶太难了。不像现在，一个省的副厅级、正厅级职位很多（加上事业单位、国企就更多了），一个人做二十年县委书记的现象恐怕是极其罕见。二是清代是满蒙当家的帝国，满蒙旗人做官更容易，升迁快，抢走了这些汉族进士的机会。三是经过咸同年间的大动乱，湘、淮系军功集团崛起，战场上以命博取前途的人当然升官快，军功出身的官员又挤占了这些人的机会。四是因为战争，朝廷缺钱，广开纳捐之门，大量捐班出身的官员又进一步挤占机会，且造成官场逆淘汰。

就以蒋德钧作为军功集团的例子吧。

蒋德钧1852年出生，和赵景琛是同龄人。他是湘军将领蒋凝学的长孙，蒋凝学是咸丰初年就随罗泽南征战的骁将，官至陕西布政使。据李超平、杨锡贵整理的《蒋德钧辑》记载，清同治二年（1863）即入伍当兵，随祖父先后在安徽、甘肃打仗。当时他才虚岁十二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因巡抚乔松年奏保，奉谕旨：“知府蒋德钧着免其试用，仍留湖北归劳绩班补用，并赏加道员衔”。一个虚岁十四岁的娃娃，已经因战功升到知府并加道员衔（当然只是个官位，并没有实职）。再有天赋也难以让人相信，他的爷爷果真带着十二岁的孙子出生入死，去打仗么？我以为多半是列虚名于士卒的名册之间，遇到大仗后具名冒功保举。这在当时的湘淮军将官里是公开的秘密，一些人子弟还在穿开裆裤娃娃已经是知县、同知或都司、游击官衔了。上奏保举的巡抚、总督睁只眼闭只眼，毕竟得靠这些人打仗。这就叫先占着坑，等孩子一年年读书、长大，然后出来做官，早就赢在起跑线上了。蒋德钧即是如此，他成年后入京读书，捐个了国子监监生资格，参加顺天府乡试未考取举人，取中为誊录（正榜之外的“安慰奖”）。这个算盘打得很好，已经是因军功保举知府了，如果能考中举人、进士，那么是正途出身。若考不上，再纳捐遇缺候补。清代末年的纳捐十分复杂，名目繁多。可以捐一个虚衔，获得为官的资格；而已经有了候补身份的官员，还可以加钱“插队”，获得更大的补缺机会。蒋德钧就是“由保举花翎纳捐分缺先前选用知府，遵例捐新班遇缺选用”，也就是说他虽是军功保举做官，但缴纳了插队费用。三十岁那年他被选授龙安府知府实职。

文章来源：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hnkjxyxb.cn/zonghexinwen/2020/0709/375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