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四十年来湖南文章总集的整理与研究(5)

关于《岳麓诗文钞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纂体例、单篇文章以及编者欧阳厚均的成就上。朱汉民、邓洪波认为《岳麓诗文钞》最大的编辑特点是“师生合编”[9]368。并强调在岳麓书院志书系列中“《岳麓诗文钞》真正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”[9]369。还深入分析了《岳麓诗文钞》中与书院研究相关的篇章，认为这些序文颇有创意，“揭示名山、名院、名文、名人四者之间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。”[9]385李月园通过分析《易鉴》，认为欧阳厚均撰写《易鉴》深受湖湘学术的影响[10]。

还有少部分文章总集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，如李花蕾认为《朝阳岩集》是“现存记载零陵朝阳岩诗文题刻的最早和唯一的一部总集”[11]，对《朝阳岩集》的刊刻、著录与收藏情况有详细说明，论述了其作者生平和编纂经过，摘录了《朝阳岩集》中罕见的纪咏诗，考论了《朝阳岩集》对今存摩崖石刻的补阙情况，并对《朝阳岩集》中部分讹误文字予以勘正，这是学界初次对《朝阳岩集》进行研究。

(三)课艺类总集研究

课艺类总集是湖南文章总集中数量最多的一类。随着书院专题研究的兴起与发展，书院课艺类文献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，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。对湖南课艺类文章总集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文本编纂、内容和综合研究层面。

首先，关于文本编纂的研究。朱汉民、邓洪波认为罗典第二次编纂《岳麓书院课艺》在嘉庆十一年，此编大部分为嘉庆五年以来新作，亦有前编所遗搜旧作[9]362。拓夫为《沅水校经堂课集》《东山书院课集》《研经书院课集》《城南书院课艺》等课艺总集书写了提要，详细阐述了各文本的编纂体例、成书过程和收文情况。邓昭辉认为《船山书院课艺初集》中的篇目设置，符合王闿运“分经授徒”的教育理念[12]。刘琳、史玄之认为《湖南校士录》的编纂和刊行使当时士子学习风气由虚转实[13]。

其次，关于文本内容的研究。探讨较多的文本对象是《沅湘通艺录》。潘光哲认为《沅湘通艺录》拟题往往推陈出新，范畴涵括中外古今，是迫使应试者博览群书、广涉诸籍[14]。王夏刚认为《沅湘通艺录》除了词章两卷，经学一卷，以及附录四书文两卷外，其余五卷，多与新知识有关，拓展了湖南士子的学术视野，广泛地灌输了新学新知，改变了学术风气[15]。王元周、徐鹏认为《沅湘通艺录》“对于湖南学风之转变、新式人才之培养以及之后湖南地方改革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”[16]朱汉民通过分析《沅湘通艺录》的卷次内容，认为“声韵原理在湖湘学者的考证中系统的兴趣不大，多是校勘方法的应用。”[17]

关于其他文本内容研究的著述亦不少，吴安宇、杨影子通过解读《岳麓书院课艺》，认为岳麓书院的乐教核心是“乐德之教”“乐语之教”和“乐舞之教”[18]。周文娟认为《沅水校经堂课集》与其他课艺总集的不同之处是“已经开始关注现实生活”[19]。梁洋通过分析《城南书院课艺》的基本内容，探究了城南书院的考课情况。伍雄武认为《湖南试牍》序言准确阐明了“义与利、言与道的关系”[20]。

最后，关于文本的综合研究。鲁小俊概述了《船山书院课艺初集》《沅水校经堂课集》《东山书院课集》《研经书院课集》《城南书院课艺》等课艺总集的版本序跋、课艺内容和编者生平著述情况，便于读者查阅与检索。马友斌通过比对校经书院生徒的优秀课集，认为虽然校经书院“汉宋并举”，但是理学并未受到同等的重视[21]。

四、简评

纵观湖南文章总集的研究现状，学者们在文献的点校、影印出版以及各类文章总集的研究上，都取得了不少成果。但在总结和反思已有成果的过程中，发现对湖南地方文章总集的整理和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。

就文献整理而言，虽已有《湖南文征》《岳麓诗文钞》《铜官感旧图题咏册》《沅湘通艺录》等总集被整理出版，但未经整理的文献比比皆然。大多数总集文献未被点校影印，不便于查找与研究；部分手札书牍类文献虽被今人整理影印，如《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》《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》二书，但没有简体排版，也未被点校整理，阅读难度较大，所以运用并不广泛。由此可见，关于湖南文章总集的文献清理并不彻底，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。

就文献研究而言，各方面都有待提高。第一，缺少关于湖南文章总集的专题研究，学者们往往将其置于学术通史或其他专题研究内。地域文化研究中，江浙一带总集的研究最多。近十年来，关于安徽、云南、贵州、广东等省的地方总集专题研究层出不穷。但作为地域文化重要分支之一的湖湘文化，并未出现关于地方文章总集的专题研究，大多数研究都只存在于著作的章节中，或论文的部分内容涉及到这一主题。

文章来源：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hnkjxyxb.cn/qikandaodu/2021/0707/73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