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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湖南纸荒问题研究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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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在抗战期间, 湖南政府为了应对纸荒积极推动兴办新式造纸厂。 前述长沙华丰造纸厂于民国三年(1914)停办,此后再建之事一直被搁置。 九一八事变后
在抗战期间, 湖南政府为了应对纸荒积极推动兴办新式造纸厂。 前述长沙华丰造纸厂于民国三年(1914)停办,此后再建之事一直被搁置。 九一八事变后,不仅华丰造纸厂再建之事被提上日程,而且人们对于造纸厂的发展也有了初步的规划:“该厂首议,既因新闻纸缺乏而起, 似应以制造新闻纸为中心目的。 ”[2]再建的华丰造纸厂更名为湖南造纸公司,该公司拟定了详尽的年度计划书, 并且制定了发展目标:“华丰开办,预算日出七十令,以供湘用,不无小补。若办有成效,加以扩充,则不特可供湘用,并可出口。 若再加以人力制造,尚可制出其他纸张,出品更能日趋发达。”[1]1018华丰造纸厂再建得到了湖南省政府的支持,省政府不仅在资金方面对其予以支持,而且还在经营方面给予其诸多便利。在政府的支持下,湖南造纸公司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比较大的发展,1934 年9 月5 日出版的湖南《大公报》称赞其“规模已具,发展有日矣”[2]。
为了解决纸荒问题, 一些报界人士也纷纷出资出力。 1932 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发生之后,杜时化预感到将会发生纸荒,遂放弃了政治生涯,专心从事造纸研究。他先在杭州试办造纸厂,后又回到湖南与其兄弟一起筹资建设造纸厂。谭天萍也克服了重重困难,创办了洪江造纸厂。
(三)推动土纸改良,努力实现以“土”代“洋”
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纸荒问题, 就必须设法增加现代文化用纸的产量。 杜时化提出,救济纸荒之道,犹如治病,必先穷其根源,视其环境,然后对症下药。杜时化说:“现代文化所用之纸,第一要能双面能印,第二要能上铅石印机,第三要能写钢笔。 具此三要,然后乃能不为外纸所排挤。 ”[1]1092在杜时化看来,当时湖南乃至中国之纸荒为“有纸之荒”,而非“无纸之荒”,湖南最为缺乏的是现代文化用纸,因此,当务之急是改良土纸,以“土”代“洋”。
在抗战期间,湖南省政府发布公告称,手工造纸为我国传统技术,只可惜目前配料不精,配合不得其法,所产之纸不能供印刷钢笔之用,并且传统造纸方法成本高昂而利润较小,很难有较大的发展,因此,当前最为紧要之事就是改良造纸方法。 公告中明确提出了土纸改良之法: 一为分区, 湖南产纸县有40多个,所产之纸张各有特色,应当合理分区,以方便管理;二为示范,山乡造纸多囿于片面,应当引进新式机器、技术、人才,以作示范;三为组织,湘省造纸向无组织,“纸工受制于槽户,槽户受制于纸行,层层压迫剥削,以致毫无进步,日趋于衰落”,应当成立组织以改变这种状况[10]。 土纸改良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金和技术,虽战时物资匮乏,但湖南省政府仍节省经费对土纸改良工作予以资助, 并派遣技术人员对这项工作进行指导。
当时, 新闻界人士谭天萍、 杜时化等人发表了《怎样解决严重的纸荒》《关于 “纸荒”》《怎样解决纸荒》《宜速救济的湖南纸业》等多篇文章,为解决湖南的纸荒问题献计献策。这些人认为,解决纸荒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良土纸,扩大生产,并且提出这不仅应当是战时的措施,而且也应当是长久的规划。
(四)倡导节约用纸,减少纸张消耗
“开源”固然重要,但“节流”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小觑。 1937 年,湖南省政府发布公告,要求各市县政府统筹纸张管理。公告提出:“第一项保存现纸,通知各书报业,在可能范围内,加以保存并限制利用。 第二项购储新纸,通知各书报业竭力集资,多购新货存储。 第三项奖励改良土纸及翻造旧纸。 ”[1]1769湖南政府还多次发文要求各单位、团体和个人节约纸张,特别提出应当注意节约杂志和书籍用纸, 并倡导使用国产纸张。
1937 年7 月7 日,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。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通令全省各报社, 对新闻纸的用途进行限制:“(一)长沙市自八月二十二起,各县自令到之日起,各报社原日出对开张纸两张以上者,一律缩编为对开张纸一张半; 原出一张半者, 缩编为一张;原出四开两张者,缩为四开纸一张;原出四开纸一张者,缩编为八开纸一张。 各县仅有民报一种,刊期在三日以上者,不在此限。 (二)各报缩张后,应采经济编法,如减薄插条,不用特号标题,可能时改用新五号字。(三)中外新闻及本省重要消息,仍应尽量容纳。其他不必要新闻及零星小品文字,应酌量减少或全部取销(今为“消”——笔者)。 (四)广告地位尽量缩小。(五)各报收到重要新闻必须刊发号外时,应一律改用土产纸, 其售价以一分为限, 并于刊尾注明。”[11]长沙的一些报社积极响应号召,在《湖南国民日报》上联合发布启事:“本报等奉上峰命令,因纸张来源缺乏,而前方战讯,不可一日无消息供应给后方民众……经共同议决,从本日起,援照京沪汉各报先例,减为一大张。 ”[12]
文章来源: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hnkjxyxb.cn/qikandaodu/2021/0708/73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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